新德里都会区，印地联邦

在战前极盛时期，新德里都会区号称有超过三千五百万人口，现在只剩差不多五千人。在这里，国家的重建基金来得很慢，因为政府把资源都投注在沿海人口稠密的地区。这里没有中央配电线路，没有自来水，只有亚穆纳河水散发着恶臭（注1）。但街道上的残壁碎瓦都清除干净了，地方上的「安全委员会」也防止了战后的骚乱暴动。「安全委员会」主席叫拉吉夫·夏尔马（Rajiv Sharma），本来是医生，现在顾不得老迈的年纪以及战时的旧伤，仍勉强为病患出诊。

（注1）亚穆纳河是恒河支流，早已严重污染。

拉吉夫·夏尔马（Rajiv Sharma）回忆：我见到的第一场尸变大爆发，发生在一个很偏远的乡村，那地方连个名字都没有。居民管它叫「新巴雷利」（New Bareilly），但这种称呼也是出自怀旧的乡情而已。他们从前的家乡叫做「旧巴雷利」（Old Bareilly），地名源于莫卧儿时代，当地的老树、古屋、阡陌良田随处可见。亚穆纳河连年泛滥及严重污染后，旧巴雷利的许多建筑被一砖一瓦地拆掉，移到更高的地方按原样重建起来。可是这个旧巴雷利已经不准住人了，反而被指定为「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区」。对于那些贫苦的居民而言，他们的老房子虽然得到了保留，但自己只能以游客的身份参观，真是叫他们心碎。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有些居民决定用「新巴雷利」来当他们新建小村庄的名字，以保留与祖先的连结，尽管只是在名字上搭上关系。我个人是不知道还有这个新巴雷利存在，所以你可以想见当我接到电话时，有多么困惑呀。

当晚医院很平静，没什么状况，以前那边常有酒后骑车出意外的事件。摩托车逐渐普及，我们那时还说，M国人制造的哈雷机车害死的印度青年，比殖民时期龙虾兵杀害的人还多。当晚轮我当班，一夜平静，我的心里格外慼激。我好累，背和脚都在痛，正想出门去抽口菸和了望日出，就听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。今晚接电话的是个新手，听不太懂这地方的土话。出意外了，还是爆发某种疾病啦，总之是个紧急状况，上头希望我们立刻派个医生过去。

我还能说什么？年轻一辈的医生认为行医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在银行存很多钱，他们绝不会因为「助人」而去帮助农民。我想，在我心底我始终是个老革命份子，「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。」(注2)这些话对我来说仍然有意义。我开着马恒达吉普车在尘土飞扬的乡村道路上颠簸前进的时候，(注3)想起了上级答应过拨款铺路，但一直还没铺好。

(注2)引述自圣雄甘地的名言：“真正的服务是为人民服务，而不是为权力服务。“（源自甘地1942年发表的演讲《建设新印度》）。

(注3)马恒达吉普车，印度本土制造的经典车型，广泛应用于农村和偏远地区。

光是要找到这地方就难倒我了。在官方的立场来看，这地方根本不存在，所以地图上也找不到。我迷路了好几次，一直向当地人问路，他们误以为我指的是那个被保留成为博物馆的城镇。等我终于到达位在小山顶上的村落时，我已经非常不耐烦了，我记得还在想：「最好别让我白跑这一趟。」等我看见村民的脸庞，立刻后悔自己刚才的想法。

总共有七个人，都躺在行军床上，快要失去意识了。村民将他们移到新盖好的社区活动中心（Panchayat Bhavan），墙壁跟地面还裸着水泥，空气是湿冷的。我心想：「他们当然会生病。」我问村民是谁照顾这些人，他们说没人，因为「不安全」。我注意到门从外面锁住了，显然村民都被吓坏了，他们颤抖着，低声说着，有些躲得老远还在祈祷。这种行为举止让我很生气，不是针对他们，不是因为个人的缘故，而是他们所代表的就是我们国家的真相。我们经过几个世纪Y国殖民统治的压迫、剥削与羞辱，终于赢回了南亚次大陆第一强国的正当地位，我们是全世界最强大、最有活力的超级强国，从火星探测任务到IT外包产业都精通，全世界都得承认「印度世纪」的曙光终于出现了，然而我们的国民还是活得像无知的乡下人，未开化又迷信，简直就是哈拉帕文明时期的野蛮人。

我蹲下来检查第一个病人时心里还沉溺在宏观的文化批判中。

这个病人正发着四十度的高烧，而且发抖得很厉害。我想移动她的手脚时，她发出不连贯的低声噎语。右前臂有个伤口，是个咬痕，进一步检查之后，我发现那不是动物咬的，从咬痕的半径跟齿迹判断应该是一个小孩子的牙齿，或年轻人。我推定这就是感染源，可是伤口却非常干净。我又问了村民一次，这些病人是谁在照顾的？村民们再度回答：没人。这是不可能的，人类的口腔充满细菌，甚至比流浪狗的嘴巴还脏，如果这个女人的伤口未曾清理过，为什么它没有蔓延感染呢？

我检查了其他六个病人，症状都相同，在身体不同的部位都出现类似的伤痕。我问了村民中最明事理的一位，到底是谁或什么东西造成这些伤口，他告诉我，这些伤痕是他们想要制伏「他」的时候被咬到的。

「谁？」我问。

在村子的另一头，一个上了锁的空屋里，我找到了「第零号病人」。今年十二岁，手腕跟脚被粗尼龙绳给绑住了。他把束缚处的皮肤都挣扎磨光了，伤口却不见流血，身上其他的伤口也没有血迹，腿上或手臂上的破洞也没有。他右大脚趾截断后干掉的伤处也一样。他像野兽一样扭动，口里塞着东西，还在咆哮着。

村民拉住我，警告我别碰他，因为他被「纳扎尔」（Nazar）（注4）了。我耸肩甩开他们，拿出口罩跟手套。这男孩的皮肤冰冷，呈灰色，就像水泥地一样。我测不到他的心跳及脉搏，他的眼神狂暴，眼睛大张，陷入眼眶中，一双眼始终盯着我，就像掠食的野兽。整个检查过程中他展现了无法理解的敌意，双手虽然被绑住，还是伸向我这边:口里虽然被塞住了，还是作势想咬我。他的动作太狂暴了，我只好叫两个最壮的村民帮我压住他，一开始他们还不敢，像受惊的小兔子一样缩在门口。我告诉他们，只要戴上口罩跟手套，就不会被感染，这两人还是摇头，我直接喝令他们动作(虽然我不是执法人员)。

这下管用了。这两个牛一般的大汉跪在我旁边，一个抓住男孩的双脚，另一个紧抓他的双手，我想采集血液样本，抽出来的只是棕色、黏稠的物质。我一抽出针头，男孩立刻展开另一波猛烈的挣扎。那个负责抓紧男孩手臂的大汉放开了手，改用膝盖把男孩的双手压在地上，他以为这样会更安全。不过男孩又抽回手，而且我听到他的左手腕折断的声音，桡骨与尺骨两端呈锯齿状，刺穿了灰色的皮肤。男孩并没有喊痛，甚至没有注意到自己骨折了，但这两个助手可受够了，跳起来就冲出房间逃跑。

（注4）「纳扎尔」（Nazar）：这是印度次大陆常见的迷信概念，指「邪眼」或「恶意的注视」，被认为会带来厄运或疾病。

我则是本能地退了几步。现在说起来还是很不好意思。成年后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行医，受过专业训练，甚至可以说是被军队医疗团豢养长大的。我处理过太多克什米尔前线的伤患了，也不止一次与死神擦身而过，但我现在却吓坏了，为这位看似虚弱的男孩而惊骇。

那男孩蜷曲着朝我这儿扭来，他的手臂完全被扯脱了，皮肤跟肌肉分离，只剩下残留的骨骼，挣脱的右臂上面还绑着断掉的左手掌。他拖着身体爬过地板。

我赶紧冲出去，锁上门，缓和一下情绪，控制我的恐惧和羞傀，等我开口问村民这男孩是怎么感染的时候，我的声音还是怪怪的。没人回答我，我开始听见撞门的声音，是男孩拳头发出的虚弱敲击声，拍打着薄木板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被这个声音吓到跳起来，并祈祷村民们没注意到我已经脸色苍白了，一半是因为恐惧，一半是因为挫折。我大吼说我要知道到底这男孩是怎变成这样的。

有位年轻的戴鼻环的妇人上前来，是孩子的母亲，看得出她已经哭了好几天了，干涸的眼睛通红，纱丽边缘还沾着泪渍。她承认，事情是发生在男孩跟他父亲去「纳迦潜行」（Nagraj Dive）的时候。这个词的意思，就是潜水进入亚穆纳河洪水区内淹没的遗迹中寻宝。被污染的河道下有三百多个遗弃的村落、湿婆神庙以及莫卧儿时期的商栈，总能够找到些值钱的东西。这阵子这种「纳迦潜行」活动还挺常见的，而且违反《古迹保护法》。她解释，他们不是掠夺文物，他们是回到自己的村庄「旧巴雷利」，从一些被列为文化遗产保护区的屋舍中寻找祖传的铜制神像。说到这儿，她一再重复他们不是去偷东西的，只是取回被政府遗忘的家族遗产，我只好向她保证绝不会通知考古调查局，才能要她继续说下去。她接着说，男孩出水的时候大哭，脚上就带着一个咬痕，由于河水泛着毒泡沫又腥臭，他不晓得到底是怎被咬的。而孩子的爹却从此就消失在河道的黑色漩涡里。

我拿起手机，按下维杰·库马尔博士（Dr. Vijay Kumar）的电话号码，他是我从前在陆军医疗团服役时的老战友，目前在全印度医学科学院（AIIMS）的热带疾病与寄生虫学系担任主任。(注5我们寒暄时用印地语互道“Namaste“，问候彼此的健康和各自的孙儿孙女（他坚持要我看看他孙女排灯节跳卡塔克舞的视频），就是几句社交上的问候。

接着我告诉他新巴雷利爆发的这场疾病，而他则严肃地说：“这些北方邦村民还在露天排便，喝亚穆纳河的水不得霍乱才怪。“我也叹了口气，表示认同。接着我想到我目睹的这个事件可能意义重大，他认真地询问起病征细节。我巨细靡遗地告诉他：疑似动物咬伤的伤口、持续不退的高烧、男孩皮肤上出现的异常瘀斑、断臂切口处发现的感染……透过视频，我看到他脸上的表情立刻凝重起来，背后实验室里正在分析的样本似乎都失去了吸引力。

(注5)全印度医学科学院（AIIMS）德里总院的生物危害四级实验室，南亚唯一具备埃博拉病毒研究资质的机构。

他要我让他看那些感染的患者。我回到活动中心，用手机拍下海位病人的情形，他要我把镜头栘近到伤口的部位，我照着做了，当我把镜头转向我的脸时，我发现他已经把影像切掉了。

「留在原地别动，」他的声音变得非常冷淡、疏远：「记下所有曾经跟感染者接触的人姓名，已经被感染的人要牢牢绑紧，如果有任何感染者昏迷，那就把其他人全部撤离那个房问，并且紧守出口。」他的声音很单调，像是机械合成语音，彷彿他已经练习过这套说词，或者正在照稿宣读。他问我：「你有配枪吗？」我反问:「我哪来的枪？」他告诉我他会再回电，他要先打几通电话，几个小时内我就会得到「支援」。

不到一个小时支援就到了，巨型的军用米-17直升机载来五十个人，都穿着白色防护服，说是印度国家疾病控制中心（NCDC）派来的。我不知道他们以为在唬谁，看他们霸道蛮横的模样，傲慢自大的威吓行径，还带着那种德里官僚的德性，一看就知道是印度内政部派来的。(注6)

(注6)印度内政部：负责国内安全、灾害管理和边境管控的最高部门。

他们首先锁定社区活动中心，病人用担架抬出，他们的四肢被手铐、脚镣固定住，嘴巴也被堵住了。接着他们去找那个男孩，抬出来的时候他被装在黑色尸袋中。当他的母亲跟其他村民被围起来「健康检查」的时候，她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。他们的名字都被记了下来，还抽了血，一个接着一个，还被全身脱光了拍照。最后一个拍照的是一位老到连身子都萎缩了的婆婆，她又瘦又干枯，脸上有上千条皱纹，一双小脚一看就知道曾经赤脚走过无数田间地头。她向这些所谓的「医生们」挥动着骨瘦如柴的拳头大喊：「你们会有报应的，瓦拉纳西的报应！」

她说的瓦拉纳西，是印度教中最神圣的城市之一，传说中这里是通往轮回解脱的门户。瓦拉纳西与旧巴雷利一样，在印度快速城市化的浪潮中不幸地变成了「发展的障碍」，于是当地的居民遭到撤离，恒河边的古老建筑被摧毁，然后完全淹没在工业废水的污染中。我从不迷信，也不允许自己接受这些村民基于信仰的言论，我是医生，搞科学的人。我只相信我见得到、摸得到的东西。对我来讲，瓦拉纳西只是游客拥挤的宗教景点而已。当然，旧社会里老婆婆的诅咒对我起不了什么作用，但她的语气、愤怒……她在世的日子里已经见证过太多天灾人祸：殖民统治、印巴分治、绿色革命……她知道另一波风暴正要来临，不过她受的教育不多，不能理解这一切。

我的朋友维杰·库马尔太了解这一套作业程序了。他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警告我，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在「印度国家疾病控制中心」的人到达之前打电话警告其他的人。他谈到一件事，一段好久没有提起的老话。这要回到一九七一年开始说起，印巴边界的长年冲突中发生了「轻微」的边境交火。我们在查谟-克什米尔地区的山地掩体里，离交火点不到一公里的防御工事中，巴基斯坦军队正用迫击炮痛击我们的阵地，想要夺回战略高地。

维杰跟我努力要从一位年纪跟我们差不多的士兵腹部取出炮弹碎片。这个士兵的肠子破裂了，污血及粪便溅满我们的白袍，每隔七秒钟就会有一轮炮弹落在附近，爆炸时我们不得不在他身上弯腰掩蔽，提防尘土落在他伤口上。而每一次弯身靠近他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听到他轻声喊着要妈妈。还有其他的声音，是那种不顾死活、愤怒的声音，从我们掩蔽壕正上方的漆黑处传来，这种声音不像是从我们阵地这一边传出来的。山地掩体的入口处有两个我们的廓尔喀步兵防守着，其中一个大叫「是巴基斯坦突击队！」之后就朝着黑暗处开枪，我们还听到其他的射击声，但分不清是我方的还是巴基斯坦军队的。

又是一轮砲击，我们两人在那个垂死的男孩身上弯腰躲避，维杰跟我的脸相距只有几公分，他额头上汗如雨下，即使是在煤油灯黯淡的光下，我依旧能看出他在发抖，脸色苍白。他看着这位伤患，又看了出口，接着看了看我，突然说：「别担心，没事儿的。」眼前这位仁兄一辈子从来就没有正向思考过，他是个爱操心的人，神经质又爱闹脾气，只要他觉得头痛就怀疑自己长了脑瘤，只要看到天要下雨就觉得全年的收成准要泡汤了。这是他与周遭环境互动的方式，也是他奉行了一辈子、他因应未来的原则。眼前，当现实比他所能预期的种种可怕情况更糟糕的时候，他别无选择，只好转而相信情况不会更坏了。「别担心，会没事儿的。」破天荒头一遭，事情跟他所预期的一模一样，巴基斯坦的部队从未成功打过来，而我们甚至也救活了眼前的这位伤患。

之后好几年，我老爱取笑要他说，如果要从他身上挤出一点点正面思考的话，所要花的代价不晓得有多大。他总是回嘴说，以后必须碰到比当年更危急、更可怕的情况，他心里才会生出正念来。现在我们都已经老了，果然，更危急、更可怕的情况真的发生了。他刚才问我有没有配枪，我立刻回答「没有，我干嘛要配？」接着出现一段简短的沈默，我很确定有人在监听我们的电话对话。「别担心，」他说：「会没事儿的。」听完之后我就知道了，这次应该不是一个单独的尸变事件。我挂了他的电话，立刻拨给我在孟买的女儿。

她先生在印度电信公司（BSNL）工作，每个月至少到国外出差一个星期。我告诉她，下回女婿出差时，她赶快带女儿陪着一块儿去，并且在外国停留越久越好。我没时间向她解释了，当第一架米-17直升机出现时，我手机的讯号也被干扰，我最后只能跟她说：「别担心，会没事儿的。」

拉吉夫·夏尔马被印度内政部逮捕，没有任何正式的罪名就遭到监禁。等他后来越狱逃跑的时候，全球尸变大爆发的范围早就超出南亚次大陆的国界了。